注：本文是作者为《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写的一份“深圳故事”大作业，仅代表个人观点请勿过度解读。
目录：
一、蛇口风波
二、“英雄难过梅林关”
三、流花和广州火车站
四、“深房理”与跨境生
五、来了就是深圳人
正文：
一、蛇口风波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间普通会议室。
“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会议由共青团蛇口区委主持，出席座谈的有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70名青年。［1］
开始是谢鸿主持会议：“欢迎李燕杰和曲啸同志谈谈来到深圳和蛇口之后的感想。”
曲啸说：“我和其他几位来深圳、蛇口时间都很短，感受最大、最深的是巨大的变化。深圳由几年前只有2万人的边陲小镇崛起为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1980年工业产值是6000万，而现在是57亿6千万。这证明了党的特区政策的正确，反映了特区劳动者的功绩。我和燕杰同志为特区建设者感到自豪，特别是为特区的青年人感到骄傲。”
对于深圳特区，李燕杰也不吝赞美：“美的风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
气氛有些沉默，这时候，正需要一个声音打破这种寂静。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突然打断，说起来：“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
三位老师似乎没预料到，对此都有些意外，会场里突然弥漫出一种紧张的气息。不过谢鸿心里清楚，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
曲啸很快反应过来，似有所指的回答道：“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
他挪了挪身子，坐在位子上继续说：“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做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坐享其成的淘金者！”
与会的青年群众中，突然都躁躁不安，私底下窃窃私语。
刚才那位提问的青年又站起来质问道：“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另一位坐在门口旁边的青年也站起来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
彭清一当即严正反击：“美国是美国，怎么能和我们特区相比呢？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
彭清一听到，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个不屑的声音：“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自由，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会来管我的人，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应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
会场内硝烟弥漫，先前那番“美的风光，美的心”都在双方观念的交锋中燃起火光。座谈会似乎立刻要进入僵局了。
此时，坐在中间的一个青年缓缓讲起来，谢鸿转过头去看他，认出那是蛇口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青年李云忠，他说：“我们到蛇口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青年们纷纷表示认同，又一股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播开来。
李云忠继续说：“我很赞赏《蛇口通讯报》一段话：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
如此激烈辩驳的“座谈会”，是三位老师在内地从未经历过的，没有人知道，如此的言论和反驳，会让他们为蛇口，为深圳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三位老师是从中央，从北京派过来的，他们回去的报告中，会不会有对深圳不利的言论，青年们内心中暗流涌动。
一直没有发言的李燕杰抑制不住情绪，指着这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明天，我到特区演讲，当着所有人的面，讲你的观点！”
会场内突然一阵笑声，大家都在好奇着事情将会如何发展。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从容不迫。
座谈会暂告一段落，但关于“淘金者”的争论，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论辩双方尖锐的观点之争，全国的报刊、大小媒体发文报道，对这次对话褒贬不一。
座谈会第二天，李燕杰任所长的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出了一份材料，给人形成该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蛇口青年已经上“邪路”的印象。
到了2月1日，《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随后又连发数篇文章，批评3名报告者思想意识僵化。
198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并就此开辟专栏展开议论。
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
蛇口风波能引起如此大范围的讨论，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80年代末，物价闯关失败引发价格暴涨，人心惶恐不安。加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接连失败，社会主义阵营濒临瓦解。有些人将这些国家的失败归结为资本主义自由化，提出不能让中国走苏联和东欧的路子。正是在88年末物价闯关到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这3年多时间里，改革开放也迎来了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经过多年不断改革体制后，蛰伏多年的左倾思想抓住物价闯关，重新冒头，提出了问一问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2］
1989年，有人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和“私有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大罪名。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称：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把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看作阶级斗争的假想敌。各类报刊上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文章，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3］
二、“英雄难过梅林关”
央视网在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发布的一条视频里开宗明义：“听起来，这又是一条关于「中国经济是如何腾飞」的爽文型视频，不是吗？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确实能让你我的肾上腺素短暂飙升，但我们并不打算这么做。这种故事一方面是对那些解决问题的人的漠视。另一方面，只讲一帆风顺的过去，会让我们在遭遇困境时误以为，那些困境才是一种意外。”［4］改革开放从来不是“爽文”那样一帆风顺，实际上，现实总是来得更为残酷。这种残酷，从中央决定设立经济特区之初，就可以看出。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消息刚传出来，深港边界的一些居民蠢蠢欲动。他们知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收入居然是深圳的一百倍，再加上“对外开放”的风一吹，“大逃港”开始了。
“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边防部队根本无力防守！这些年轻人，困难群众、利己主义者……甚至是知识分子、干部子女，都加入了逃港大军，当时流行一句话，“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每当夜幕降临，哪怕是深圳河水位暴涨的夏季，他们从岸边翻过铁丝网，冒着被河水吞噬的风险，用生命做出抉择。还有一些人，选择从蛇口出发，渡过深圳湾，逃到香港新界的屯门、元朗。1979年5月5日，2万多群众集结在深圳街头和文锦渡口岸。边防一线多次发生外流人员冲击边防，强行外流的事件。据统计，此次大外流持续了2年时间，全省偷渡外流达49.3万余人次，其中流出12.9万余人。外流最严重的惠阳地区，仅1979年就达18.9万余人次。逃港的人，或成功躲在了香港，或被港英警察遣返，而有一些人的生命，却永远凝刻在了深圳湾汹涌的波涛里。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
邓小平视察广东时，大逃港作为一个恶性事件被报告出来。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5］经济特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至1979年后半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设立经济特区，逃港的风潮才渐渐平息下来。
香港，九龙城寨。
这是全香港最拥挤最混乱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占地2.6平方公里，只有4个足球场大小，却挤了将近5万人。绝大多数房子处在终年不见天日的走廊内，混乱的电线、混杂的人心，没有下水道，到处都是垃圾和废水。此地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九龙城寨本来只是英国割让香港后，清政府为加强边防而修建的一处军事岗哨。自1898年香港强占新界后，条款里为清朝留了这块飞地。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处境，使得中国和香港都无力管辖这片地方，九龙城寨，俨然成为了一片“三不管地带”。多少年来，三教九流的人混到这里，他们需要廉价的房租，以及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九龙城寨变得越来越拥挤、黑暗。同时，由于其模糊的法律地位，不仅是身无分文的贫民，各路灰黑产业的违法分子也藏进城寨内。尽管港英当局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清扫，也无可奈何。今天，九龙城寨已经消失，却仍给后人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里是外来人口进入香港立足的地方，他们在黢黑的城市间努力，争取自己期望的生活。也有人觉得，这是无政府管理所缔造的最为黑暗的地狱，罪恶与安那其的隐喻。
在这里，乌托邦就是反乌托邦。
“英雄难过梅林关。”
出租车缓缓驶过深圳梅林关，看着车窗外长长的车龙，司机李师傅有些无奈地说，梅林关、布吉关、南头关等关口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很多人都怕。［6］
除深港边界这条“一线”之外，深圳特区与特区外，曾经也隔着一条铁丝网，人们称为“二线”。梅林关便是其中的一座“二线关”。梅林关位于银湖山和梅林山之间的狭长走道入口，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多少人怀揣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希望进到特区，可要进入特区的“边防通行证”却没那么好办。“当时想办一个‘边防证’，难度远远高于现在办护照。”曾参与筹建“二线关”的海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办理一个进入深圳的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如果没有单位就更难了，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申请手续非常复杂。［6］1983年，84.6公里，“特区管理线”。当时，许多人为了进入特区内，不得不孤注一掷。对于70岁的詹兆强来说，1986年的那个早晨，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刻。［7］“当时背着一个化肥袋，完全一个农民打扮。就想进去改变命运，那个地方是一个有梦的地方，”他回忆道：“到南方去，到深圳去，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虽然我知道，深圳，没有一个亲人在等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落脚点在哪里，但那些人不都是这样的吗？”这是一次完全理想主义的尝试，但詹兆强对新天地的渴望，很快就被撕得粉碎：一道2.8米高的“二线”，把他挡在了深圳特区外。詹兆强在“二线”外等了两天，终于等到了机会，他遇到了一位卖菜的菜农，由于经常往返特区内外，和边防警察比较熟，会让菜农直接进去。詹兆强佯装给菜农推车，混进去了。詹兆强是无数想要来深圳的人的缩影，他们有的是从铁丝网上剪出一个洞钻了进来，有的是贿赂了当地农民带他们走小路翻进来，也有的是没办到边防证被扣在松岗的，数不胜数。
读历史时，有时会有种恍惚感，觉得彼时彼刻，恰似此时此刻。这不是错觉，当社会出现一种相同处境时，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总会引导事情往某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只是程度、细节以及具体背景会不一样。正所谓“阳光下无新鲜事”，就像那些冒死泅渡的偷渡客，翻越二线的淘金者，南下广东闯广州的农民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三、流花和广州火车站
进到关内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人则是南下来到同为开放先锋的广州市。这些人聚集在广州，暗自涌动，形成了一股盲流。如果问一些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广州人有关广州火车站的事情，肯定都绕不开一个字：“乱”。特别是在以广州站为中心的流花一带，曾是众多黑恶势力犯罪的一个聚集地，抢劫、砍人、吸毒、造假，各种各样的恐怖传说都由此而生。
1995年，深圳《焦点》杂志社记者张松与同事们决定前往广州火车站进行24小时连续采访。临行前一晚，杂志社社长和编辑在菜馆为张松壮行，反复叮嘱：“一旦遭到围攻，立即大声呼救，公安干警会尽力保障大家的安全。”
张松到了广州火车站，在他眼前的，是一副远比想象中还要混乱的恐怖画面：短短的24小时内，张松与同事们目睹了小偷、劫犯、诈骗犯的轮番登场 。一名暨南大学的教授趁找零钱的工夫，近万元的行李不翼而飞；两名男子被抓现行后，用长木棒将便衣打得满脸是血；十七岁模样的男孩被巡警掐住脖子，咳出一对咬瘪的耳环；湖北的乘客刘清林在候车大厅倚着墙打盹，醒来后缝在内裤上的3800元不知去向；一名湖南妇女花800元购买了一块假黄金；女厕所出现了一个假票批发站；入夜后，一个饿晕过去的瘦小伙被抬入了休息站......
广州火车站人流量极大，警力严重不足，上文所描述的这些惨剧，每天都在发生。
采访完毕，张松心情沉重地写道：“睁眼已是凌晨五点，广州火车站熙熙攘攘，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却无意拍摄下去了，还能有什么新闻呢，无外乎抢劫、动刀、偷盗、卖假票、高价勒索之类吧。在这里，一切都已司空见惯。”
这些参与到黑恶势力中的人，本身都不是什么无恶不作的恶棍，只是南下打工谋出路的民工。他们有些生意失败亏光了钱，有些则是被骗走了财产，也有很多就是压根没找到工作，最终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经过联产承包提高生产力而解放的数千万劳动力涌入城市，如果不能给他们一条谋生的道路，就难以平息城市流民问题。于是，一方面保持严打，另一方面继续开放个体经营权，保护乡镇企业。更重要的，还是加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城市能够容纳这么多人，让城市能够容纳创造这么多岗位的企业。
四、“深房理”与跨境生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为了支撑起城市化所需的大量资金，率先走上了土地财政的道路。1987年12月1日，“土地拍卖第一槌”卖出一块土地，正是今天罗湖区东晓花园。自此开启了国有土地出让和招拍挂的进程。然而，单纯的土地出让金只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为城市化撬动更大力量的，是颇具魔力的“土地资本化”。当土地作为不动产的美好性质被充分发扬开来，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抵押物。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取大量贷款，支撑起了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好像是说：我们相信这片土地未来的升值潜力，但缺少开发的资金——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以此为抵押（或以土地未来收益权为质押）向银行借钱，实现土地的开发。赌的，就是土地未来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一句话，土地未来会更值钱。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上收了大部分的财税来源。收走了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中央六地方四），而与此同时与地产开发相关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几乎全部归地方所有。地方财政从企业中所得的税收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使得地方政府开始从“工业化”转变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吸引企业，借助企业吸引人口。一方面限量供应商住用地，实行“招拍挂”，房价高企，地方政府可以从中获得更高的垄断收益。
这点在深圳体现的最为显著。深圳有生态控制线，全市近一半的面积禁止或限制开发。同时商住用地限量供应。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到现在为止，深圳仍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高昂的房价，还在网络上催生出一个段子：［8］
“深圳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在深圳某个办公室内，甲乙两人正在谈论深圳的未来。
甲：“上一个十年我们飞速发展，一个粤海街道的税收可以顶一个青海省，那么下一个10年，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优势？”
乙：“深圳一直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未来要让更多有激情的年轻人投身城市建设。”
甲：“关起门来就不要用官方话术忽悠我了。整座千万人口的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就一所，连211都不是。投入教育太难了障碍重重，回报时间也太久了，有激情的年轻人都是蘑菇吗？从地里冒出来的？”
乙：“采用人肉干电池模式即可。”
甲：“哦？愿闻其详。”
乙：“我们不生产年轻人，我们只是年轻人的搬运工。梦想是很便宜的，我们用梦想来吸引外省的优秀人才。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尤其是科技、金融、创新板块。工资给的比他们老家高，985落户就给个5万块，海归博士落户给他租房子！谁不想年轻时候去大城市闯荡一番事业呢？不愁没有哈佛博士来给你当街道办主任！”
甲：“但这些人涌进深圳了，基础设施跟不上啊！他们在这里生孩子了怎么办？全市中小学教育资源缺口巨大，更不用提养老了，养老、医疗设施连许多内陆二线城市都比不上。”
乙：“我说了，深圳只需要年轻人。只要生了孩子的，超过35岁的，还能叫做年轻人吗？所谓人肉干电池大法的精髓就在于此，过了最精力充沛的年龄，电池空了，就请他们回老家即可。”
甲：“哪里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乙：“房价。30岁前年轻人租房子，给大公司干活，好好拿那一万两万的月薪，开心享受都市生活。30岁之后要考虑结婚了吧，一平米贵的房子10万，便宜的买去坪山也要个4万、5万，一家三口或四口得有个两房80平米吧？500万是怎么样都跑不掉的，在35岁前两家人要是父母没点积蓄，凭那一两万的工资，底掉了都买不起。等年龄大了想一想，不如回老家舒服，生娃买房子都便宜，爸妈还能帮着带，有大城市大公司的工作经验，回去也降维打击了。”
甲：“内行啊，这个房价简单啊，我们只要不批地就行了！而且市里都是些互联网企业科技型企业，是吃青春饭的，他们也不欢迎35岁以上的员工，本来就有一万个理由把他们‘对外输送出去’，都不需要我们动手了。”
乙：“这样养老、下一代教育的压力也不用我们来承担。我们城市只要做时代火车头拉动经济就好了，我们要先进，担得起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名号。”
甲：“这么一想，上几代留下的slogan真是精妙啊！‘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欢迎你来，但没说欢迎你留下，除非你能证明你是有用的人。”
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slogan也妙，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跑赢房价，这样的人走了也好，就做城市建设的一颗干电池也罢。”
宏观上看，高昂的房价是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化建设的财源。但落到个人的视角上，房价是年轻人的过滤器。跑得赢房价的人留下，跑不赢房价的就请他们回老家即可。与此同时，教育、医疗资源的相对稀缺，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给的失衡，更使得深圳整体的竞争强度加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权贵资本就已然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三个阶段：一是价格双轨制时期的官倒和权力寻租为权贵提供了第一桶金。二是土地财政，土地金融时期靠土地出让金差价与房地产套现做大了财富。三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靠侵吞国有资产使部分权贵真正变成了资本家。《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土地拥有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内卷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在城市里出现了一批以房地产实力者为首的新地主阶级，阶级与阶级之间互相对立。”而早就完成了财富积累并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的权贵资本，根本没有必要与普通人共享利润，他们要的，只是工具人而已。或者说好听点，“奋斗者”。“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叫做自由，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叫做奴役”。［9］当普通打工人要花一辈子的时间供一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真是应了那段论述：“深圳是全国第一个百分百城镇化的地区，没有一个农民，而放眼望去，却又处处是农民。”“别回头，身后千灯万盏，无一是归处。”［10］
2021年4月4日，有网友曝光“深房理摇篮会员”102份炒房资料。引发深圳市七大部委联合调查。所谓“深房理”，就是“深圳房产理财”。深房理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专门用于持有深圳房产，并将该公司股份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上售卖。与此同时，“深房理”自己作为微博大V，在网上不断发表关于深圳房价必涨的言论，鼓动大家缴纳3980元入会费和9800元“摇篮会员”入会费。深房理随即向会员们散播一些乱七八糟的炒房思想，就有了上文所提到的曝光。［11］深房理自己搭建了一个炒房平台，将持有房产的公司股份出售，同时还提供借债放贷服务（帕累托值）。这实际上就是房地产证券化，将房产完全作为金融产品，搞“房炒不住”。并且在深房理的平台撮合下，只要是有点闲钱的人都可以加入进炒房大军，这又大大降低了炒房门槛。可以想象，如果放任深房理这么干下去，那么房子炒到几十万一平都会有人接手，因为这时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融产品。投机者不过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玩家罢了，真正受苦受累，为这些“淘金者”买单的，还不是为了超高房价而打工受累的普通人吗？深房理是典型的资本无序扩张，被国家监管部门处理掉了。可一个深房理倒下了，我们不得不想，当下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难道就真的在大家的预期之内吗？难道就真的在党和国家的预期之内吗？［12］不得不承认，大规模城市化以来，太多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为资本带去了无穷无尽的收益，而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如今，政府一直在保就业促民生。出台了许多政策支持，也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如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是性价比。要增收扩大生产的企业，只能通过增加利润，以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跑出新赛道就要靠开源节流，所以员工低工资，加班成风，过了35岁还要被“优化”。将增收转而靠科技创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是一个好方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的：“想要真正提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提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资本。核心就是要提高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样一来，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劳动力就会变得越来越贵。企业想要提高竞争力，就会更多的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就会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逐渐提高，薪资水平也就逐渐提升。”［13］可说是很有道理。可走出新赛道、自研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而且往往九死一生。从企业方面入手，一个企业肯定要先是资本密集型才能是技术（创新）密集型。从人才角度入手，那就是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体系能有更大作为，使学院里建制化的学术生产，更加能够满足产业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需要看我们的高等院校如何做出改变，现在国家讲“强基计划”，搞“双减”，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始终走在最前面。而政治体制改革，医疗、教育、住房和劳动保障等民生领域，却总是落后。在福田口岸，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身着香港的中学校服，往往凌晨五点钟就要起床洗漱，搭上地铁出发上学，下午三四点钟从香港回来，每日往返于香港学校与深圳的家之间，往来通勤时间可达两小时以上，走出了一条相当不易的上学路。令这些“跨境生”处境更尴尬的是，他们既没法融入香港当地的环境中，同时又与内地的学生有一层隔阂。问及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去香港求学，无非是认为香港教育好，香港工作收入高之类的，就是相对觉得深圳教育水平不好呗。很自然的选择，也难免卑之无甚高论。
五、来了就是深圳人
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记者托马斯麦考莱曾提出过一个疑问：“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我们明明看到身后除了进步别无他物，却仍以为眼前只有堕落，再也没有其它的呢？”［2］改革开放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可与我们现实生活有切身之痛的，就业压力、住房压力、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裙带关系腐败、教育医疗养老“三座大山”和社会群体分化等，却平等地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内心。
几十年来，人们讲“来了就是深圳人”，后来又讲要“逃离北上广”，要逃离一线城市。究竟是要到大城市去“拼搏”，还是到二三线城市、回到家乡去安稳度日，这都是个人人生价值的选择。讲到为什么要来大城市，无非是觉得这边有钱，有工资更高的工作。相应的税收高，政府也有钱，那么其它社会保障也好，基础设施也比较好。
但这都暗含了企业要有能力有想法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优质岗位。企业要能够扩大产能，从供给方面来讲，首先资本要充足。从消费方面来讲，企业生产的产能要能够卖的出去。这样就有企业产能扩张的前提与必要性。资本方面，要促进资本从房地产投资等金融领域向实体产业转移。去年中央926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14］，可以说是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消费方面，企业要能够销售出产品才有扩大生产的必要和动力。社会总需求下降会导致社会总生产上升受阻，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30年来不断地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和量化宽松，依然没有提起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增大导致的总需求下降。
相比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投资基建拉动内需增长，去年政府通过“国补”的方式促进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资金算是更加直接地进入了消费者的手中（相当于政府出钱帮消费者买了打折那部分的单），尽管普遍有“先升后补”的现象，但从宏观上来看，确实让资金流动起来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的方向，是一个不错的抓手。但是，调整生产结构，不能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来掩盖当前的过剩。例如说当前产能过剩在于钢铁水泥生产过多（实际上这些产品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确实出现了过剩）。而外需减弱，不能通过出口消化这些产能，这实际上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而构建的不协调不适合于内需的产业结构，一旦面临外需缩减的，自然暴露出问题。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基建的做法消化钢铁和水泥的产能（一方面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投资中西部地区，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投资农村地区，还有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包括到现在的“四大区域再定位”），实际上也刺激了钢铁和水泥产能的增长，虽然一时间保住了这些生产钢铁、水泥的企业，可未来政府一旦退出，由于“扩张”期间的大规模投入，就不得不面临更大规模的过剩。产业结构中的过剩问题在08年金融危机后继续加剧，后来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战”，正好就是“去产能”嘛。同时，拉动内需，增加抵抗外部经济波动的能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反省。如今对3C电子产品的补贴，一定是建立在未来中国和全世界有能力有需求消费更多电子产品的基础上的，如果这点不能保证，可能会重走大基建时代后的老路。
应该注意到，现在有一些人以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批评改革开放，心底里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更务实的想法应该是，先富带动后富不是体现为水泊梁山式的劫富济贫和平均主义，而应该是先富的少部分人是否有能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普适性、优质而有保障的工作岗位。同时，合理的税收，比如渐进式的税收，以及对资本的苛税（如非营业性的房产税、遗产税和离境税等）。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优质工作岗位，投资公共设施，实现阶层间的转移支付。前面讲过，提供优质岗位的前提是企业要有能力有想法扩大生产，可是如果“企业收入者”不愿意拿钱出来投入生产，不愿意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共享发展成果，甚至直接把钱都挪到国外去花天酒地呢？偷来的、抢来的、漏税来的，黑的灰的钱都无法追索。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不征收资产离境税的国家（这算是吸引外资政策的遗留吧），也是全球数一数二不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尽管说保护“民营企业家”，说“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要能真正作出改变，可能还需要一个契机。
逻辑学课程上有一个有趣的讨论，说“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算不算一个诉诸虚荣的逻辑谬误。为了充分理解这个口号，要理清楚逻辑。“来了”就是说愿意来深圳发展，包括上大学，找工作或者说创业等等。而“深圳人”算什么？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说某人是某地方人，应该想表达某人在此地有车有房，子女可以在这里上学，享受此地社会保障。不过现在来到深圳的人，真的都有能力获得这些东西吗？所谓“只要你来了深圳，那么你就是深圳人”，作为城市吸引人才的一个承诺，作为特区如此引以为豪的一句口号，作为深圳旷古烁今包容性和突破性的荣誉，恐怕不应该只是一个谬误吧。
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 1988.8.6 “蛇口风波”答问录https://rmrb.online/read-htm-tid-803518.html
［2］央视网 2024.2.16 改革开放不是“爽文” 如何用45年摆脱绝对贫困 https://b23.tv/OxYoPXs
［3］鹿头军师 2024.11.15 改革开放差点夭折，揭秘当代第二次思想大论战：“姓社”还是“姓资”？【解读中国经济番外篇03】 https://b23.tv/aNMn6Qv
［4］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5.4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504/c85037-24970971-2.html
［5］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9.30 邓小平和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前后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930/c85037-25766458.html
［6］界面新闻 2018.1.18 特区管理线36年后终被撤销 “二线关”给深圳留下什么？https://m.jiemian.com/article/1888747.html
［7］央视八集纪录片《深圳故事》（第八集：来了就是深圳人） https://b23.tv/YFFSxDa
［8］下一个十年，稳了https://zhuanlan.zhihu.com/p/208648634
［9］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原句：“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10］乌鸦校尉CaptainWuya 2021.6.24 四十多年后，天堂向左，深圳往右【乌鸦校尉】 https://b23.tv/GBoguHl
［11］荷包兔时间 2021.4.26 “深房理”事件——谁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保障？ https://b23.tv/8vjDuKi
［12］国仁全球大学堂 2021.5.3 卢麒元：深房理是一种金融现象，它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麒元视角-1】 https://b23.tv/lnrUyXZ
［13］鹿头军师 2025.4.18 为什么不能听西方忽悠，主流经济学的先天缺陷【解读中国经济番外篇06】 https://b23.tv/e6oUPKl
［14］中国证监会网站 2024.9.27 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6758.htm
其它一些重要参考资料：
［15］冲浪误入深水区 2024.9.26【自制熟肉】九龙城寨：世界最挤城的秘史【neo】 https://b23.tv/aGzHN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YuNvIfM-YA
原作：neo
［16］金日画题 2024.3.16 改革开放闯广州｜80、90年代｜广州火车站｜厚街｜樟木头 https://b23.tv/jZSKcYx
［17］乱码狮子头x 2024.1.10 这些年纪轻轻的学生，每天都要5，6点起床跨境往返于香港深圳两地求学，他们求学路上充满艰辛与泪水。 https://b23.tv/ZHyzAXi
［18］鹿头军师 2025.2.14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圈地运动”，搞懂中国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根本逻辑【解读中国经济15】 https://b23.tv/Lynqrve
［19］央视八集纪录片《深圳故事》 （第一集：杀出一条血路）https://b23.tv/YFFSxDa